作者：杨娜

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，既是时代赋予的使命，也是一场深刻的文化自觉。当前主要困境在于，我们既未形成植根于本土实践的系统性知识体系，又长期受西方理论的影响，常不自觉地用西方既有的框架来审视中国实践。而鲜活的中国实践一旦被强行纳入他者的话语系统，便往往招致诟病，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阐释困局。这不仅是学术上的窘境，更暴露了深层的认识论危机，即将丰富的中国实践硬塞进西方理论的模子，只会使自身沦为他人话语的注脚，从而丧失知识生产的主体性。

要破解这一困局，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立场。马克思在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中指出，“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，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。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，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。”知识从来不是悬在实践之上的绝对真理，而是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认识。知识真理性正源于主体与客体在历史实践中的辩证统一。将特定的西方学说包装为唯一普遍真理，本质上是一种理论霸权，忽略了知识皆为具体条件的产物。

中国实践的独特价值，在于它既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基因，又折射人类现代性的普遍困境。无论是“亲清政商关系”，还是将山水林田湖草视为生命共同体，都反映了中国实践的经验拥有了从特殊走向普遍的可能。这也启示我们，知识的真正普遍性并非先验教条，而是在不同文明平等对话中凝聚的共识。

实现从中国实践到中国理论的转化，关键要走好以下三步：一是锁定真问题。要抓住那些承载文明基因、体现制度创新和回应人民期盼的复合命题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，回溯五千年制度智慧，审视广阔的地域差异和发展梯度，在纵深与广度的交织中把握现象的本质。二是在双向对话中确立主体性。一方面，破除对西方理论的盲从，清醒地认识其解释边界。这不是简单否定，而是让西方理论回归其历史具体性，打破“西方即普遍”的迷思。另一方面，着力做好“两个结合”，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。这种对话，实质上是在人类知识谱系中重新标定中国的坐标。三是以实践为根基推进话语创新。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的概念、范畴，经辩证分析与综合，凝练为系统的理论范式；进而实现文明维度的跃升，将本土智慧转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要素。

（作者系海南大学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