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君穷

上一期“两河溯源”报道，我们回溯了宁远河下游的水利工程“官沟”和崖州农业的发展历史，了解到宁远河的一脉清流，不只滋养了一方土地的人民，如今还灌溉南繁用地，保障科研育种，服务“国之大者”。

在崖州，家国情怀有着深远的历史来源。历史上，宁远河不仅滋润两岸土地，也“浇灌”人心，在这座城市的人文特质中写入务实、担当的基因。

位于宁远河右岸的崖城学宫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在古代崖州文化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。今天我们从这座学宫出发，探寻千年崖州文脉。

崖城学宫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

汴河的风吹到了宁远河

梳理古崖州的文化教育，不得不说到崖城学宫。说到崖城学宫，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联想到了一位历史上的名臣——范仲淹。

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……”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我们再熟悉不过了。不过，崖城学宫与范仲淹的故事得从北宋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秋说起。

庆历三年农历九月的某一天，开封城内天章阁，这座本是皇帝收藏个人物品和举行文化活动的阁楼，突然热闹起来。

天章阁正中间，坐着天子宋仁宗赵祯。其他人手握毛笔在纸上作答，作答的内容是仁宗想要的“天下太平”之策。

学童启蒙开笔礼仪式在三亚崖城学宫举行，图为参加仪式的孩子朗读崖州古诗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武威 摄

其中就有范仲淹，他写下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也就是后来他主导的庆历新政的十大措施，分别是：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官长、均公田、厚农桑、修武备、推恩信、重命令、减徭役。

谁能想到，远隔山海、数千里之外的天章阁中的一次奏对，竟也能对海南产生深远影响，汴河的风吹到了海南岛。

这股风，就是“学风”，藏在“精贡举”三个字里。

范仲淹认为，当时的科举考试内容过于注重诗赋，选拔出的都是只会死记硬背儒家经书的书呆子，以后科举考试应该先考策论，再考察诗赋。同时，为了国家能有真正的人才可用，要在各州县立学，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的时间，才能参加科举考试。

于是，在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新政开启后，宋仁宗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，下诏州县皆立学，这一事件也被称为“庆历兴学”。

在海南，史志中明确记载是在庆历四年创建的“学校”有两所：一是琼州州学，二是儋州州学。

对于前者，《琼州府志》明确记载：“宋庆历四年始建于郡城东南隅，诏立殿堂、御书阁。郡守宋守之建尊儒亭，躬亲讲授，置学田以赡生徒。”对于后者，史志中也提到“宋庆历四年建在城东”。

宁远河畔的崖城学宫是否也始建于庆历四年？网络上有些说法言之凿凿，甚至一些官方资料也引用了。但很遗憾，史志对此没有明确记载，只知道是“宋建在州城外东南”，具体始建于哪一年无处可查。

宁远河风光。蒙明珠 摄。崖州区委宣传部供图

那么，崖城学宫是否跟庆历新政完全没有关系？当然不是。

明万历《广东通志·琼州府》“学校”一节提到：“琼州府儒学十五。宋庆历四年，诏立府学。其曰琼山，曰澄迈，曰临高，曰文昌，曰昌化，曰万州，曰陵水，曰崖州，曰感恩，皆宋置，随州县迁徙……”

也就是说，明代万历年间海南官方的“儒学”有15所，其中包括崖州“儒学”在内的9所都是宋朝就设立了。最关键的是，在这9所“儒学”前特意加了一句“宋庆历四年，诏立府学”。据此可以推断，这些“儒学”的创立，都离不开庆历年间的“诏立府学”，其源头都要追溯到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。

即便是庆历新政草草收尾，后来的欧阳修、王安石等人仍在“兴学”这条路上继续前行，而且越走越远。

多元教育力量千年接力

如今来到崖城学宫，看到的是一片坐北向南的建筑群，从崖州古城南面的文明门沿着中轴线向北伸展，包括大成殿、崇圣祠、月台、东西庑、大成门、名宦祠、忠义祠、节孝祠、明伦堂、灵官祠、棂星门等建筑。

学宫保存了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庙中轴仪轨秩序，也真实反映了南方沿海地域传统建筑的营造之法。不过，如今这座气势恢宏的崖城学宫，相较于宋代最早的“州学”，有着天壤之别。

先说这“校址”，历史上崖城学宫有文字记载的迁建就达30多次，最早的记载为“佥判慕容居中移城北”。连学宫的创建者都不曾留下名号，这位主持迁建的慕容居中，却在崖州教育史上首先留下了姓名。

到了明清时期，州学与孔子庙结合，合称“学宫”，也称“孔庙”“圣庙”或“文庙”。这里是古崖州最高学府，也是我国最南端的一座学宫。

始建于宋代的崖城学宫是崖州官方办学的起点，但不意味着崖州的教育源头只能追溯到“庆历兴学”。比如，在“庆历兴学”实施的约20年前，汴河的“学风”也曾吹到宁远河。当时，来的是曾任宋朝宰相的丁谓。

1023年，丁谓移居崖州后，住在宁远河左岸的水南村。面对社会萧条、文教落后的“南荒”，这位曾掌修国史、开坛播学的大儒开始教民读书、作诗、著文，俨然成了一位乡村教书匠。

相传，丁谓曾问人：“天下州郡谁最大？”人说“京师”。他却笑道：“错，朝廷宰相来崖州当教书郎，当然是崖州最大。”

这个故事的真伪难以考证，但古代许多官员因各种原因南迁崖州，他们在这里兴办教育、敷扬教化，留下了儒相风雅、武臣浩气是不争的事实。

南宋绍兴十七年（1147年），遭到秦桧迫害的抗金名臣胡铨迁居吉阳军（今三亚市崖州区）。在这里，胡铨悉心于兴学教化，清代《崖州志》载其“在崖，日以训传经书为事，黎酋闻之，遣子入学”。他还曾写下：“日下即归黄霸，海南长想文翁。”暗示自己想像汉代的文翁一样，崇教化、兴学校，在海南传播中原文化，在文教方面有所作为。

当然，古代崖州的教育不只有官方主导的“州学”“学宫”以及苏轼等名士主导的文化教育，还有乡绅主导的基层教育“社学”和民间书院。清代道光《琼州府志》记载，明代崖州有社学16所，清代又有“珠崖书院，在州城东关外”。

上千年的文化浸润如宁远河水般润物无声，让尊礼重教的传统在崖州世代相承。以至于当读书人太少、科举不兴的时候，当地的老百姓无比着急。于是，崖州城有了“三姓义学”的美谈。

义学又称义塾，是古代一种免费私塾。清末，崖城城东居住着尹、卢、林三个姓的居民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三大家族合众力建了一所义学，供三家儿童免费读书启蒙。

学宫精神在当代崖州创新绽放

为何历史上不管崖城学宫损毁多少次当地人都合力重建？崖城学宫在今天的意义难道只是作为一处旅游景点吗？

要回答这两个问题，不妨穿梭于古今之间，结合时代背景进行考量。

范仲淹在天章阁奏对时，宋朝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？据相关史料记载，当时国家表面繁华，实则面临财政殚竭、民力空虚、官吏冗滥等危机，加之与西夏战事不断，可谓内忧外患，急需进行变革。北宋诗人苏舜钦说当时的执政大臣“无定策决议、奋不顾身者”。

自商鞅以来，古时变法者能有几人善终？熟读历史的范仲淹岂会不知道，但为了国家的前途，他选择扛起肩上的责任。

结果如我们所知，因各方面原因，庆历新政只持续了一年便草草收场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今天还爱说范仲淹，看重的是他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，是他在《岳阳楼记》中所说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

在这种传统之下，中国人不再只关注自己的一身一家，哪怕在乡村席间，大家也会在不经意间言及家国大事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不也是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具象化吗？

作为庆历新政“遗产”之一的崖城学宫，它的办学任务从来不是只教人识文断字，或通过科举考试达到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。它所倡导的教育是儒学所说的经世济国，是让学子们有“为天下苍生计”的理想。

据统计，明清时期，崖城学宫共培养了4位进士、30位举人，其中就有被称为“岭南巨儒”的钟芳。钟芳生于贫寒之家，却胸怀匡时济世之志、心存济人利物之情。在朝为官的30年间，钟芳恪尽职守、廉洁奉公、勤政爱民、惩贪革奸、除弊兴利，展现出了崖州人的廉明节操和刚正品格。

从崖城学宫走出的，还有晚清举人林缵统。他是海南岛唯一参加“戊戌变法”的积极分子，也是清末崖州较早接受改革思想的人士。林缵统在国家危难之际说出“读书人当勇赴国难，吾意不移，虽九死而不悔矣！”的豪言，不正是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回响吗？

位于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的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，科研人员在维护设备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

今天，崖城学宫已不再承担具体的教育功能，但在此举办的“开笔礼”活动，仍将蕴含家国情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，为孩子们的求学之路标定了一个有意义的起点。

从崖城学宫向南看，在宁远河下游，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正成为青年学子逐梦科研、投身国家战略的创新热土。目前，上海交通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中国农业大学等18所院校相继入驻，在这里开展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。

今年秋季学期“开学第一课”上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作《科学为民 立地顶天》专题报告，强调科研必须紧紧立足国家战略、服务人民生活。

崖城学宫前，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；宁远河畔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。或许，这就是三亚这座城市精神气韵的底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