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以端

农历六月十一日是苏东坡登上海南岛928周年之日，六月二十日又是坡翁渡海北归925周年之时。坡翁登岛离岛，到底由海府口岸还是澄迈东水港，向有争议，笔者尝试从水文地理史角度分析相关背景，供读者参考。

南渡江三角洲出海故道追溯图。蓝色为通水河道，棕色为故道，浅绿区域为海拔二十米以上（据二十一世纪初卫星地图概略等高线）。何以端 绘制

澄迈海口各有一说

南渡江口诸港（宋代未有琼州府，无所谓府城或海府地区，本文借明清地理概念称海府）和澄迈东水港两种观点，都各有依据，但又都没有确证，若有，就无需争议了。

持海府说的一方，多提出坡翁《与杨济甫》信中“今日到海岸，地名递角场，明日顺风即过琼矣”，以及南宋《萍洲可谈》载坡翁“与子（苏）过乘月自琼州渡海而北”等，作为证据。但古称“琼”往往有两层意思，一指“琼州”甚至代指海南，二指“琼管”所在地即官署或官署所在的城池。古称州县名同样可以有这两层意思，到底指哪一层，要依据前后文判断。

海府说另一条证据是坡翁《与张景温书》中，“知舟御在此，以病不果上谒”。苏东坡即使没从“琼管”口岸登岛，也必须亲到琼管办理前往贬所的公文手续，其时朝官张景温驻于琼管，所以他“知舟御在此”。坡翁登岛、离岛均需到琼管办迁徙手续，但不等于就从琼管口岸登陆或离岸。

持澄迈说的一方，多以东坡北归前的《渡海帖》“轼将渡海，宿澄迈”，以及给姜唐佐的书信，自言计划“只从石排或澄迈渡海”，恐来不及见面了，等等。然而这都是事前安排，坡翁遇赦北返是大事，受限于舟舶寻觅及风涛难测，事前诸多考虑和安排，既是必须，也因而未见得都能实现。其后有记载他在琼山诸多活动，再未见北渡具体表述，所以澄迈说同样缺乏确证。

为什么坡翁离岛事前都安排澄迈渡海，而不考虑琼管口岸？这就涉及两地口岸的优劣了。

苏东坡离开海南岛前挥就的《渡海帖》。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海府港口通塞不常

要探秘宋代琼管港口，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直到北宋初年才将全岛管治中心迁到府城，这与南渡江主出海口4000余年的西移史密切相关。

据我国水文学家罗宪林等人考证，南渡江主出海口原在三角洲东侧，4500年前沿迈雅河进入今之东营港，由于琼州海峡东侧的喇叭口地形，强烈的东北向风浪挤压导致沿岸漂沙，在出海口东岸形成向西延伸的沙咀，主口门位置受阻，被迫不断西移，最终移到当代的沙上港。汉唐时，南渡江主出海口很可能还在东营港水道，人们不得不越过三角洲顶点（近代铁桥位置）沿江上溯选建郡治。

最迟在五代时期，沙上港作为主出海口已基本稳定，出海河道常年可行船，这是宋初建置“琼管转运司”的基本条件。宋城在府城城垣中西部，城内海拔均超过十三四米，是更新统红土组成的坚实台地，虽紧靠三角洲却并非冲积扇，可以百水不淹，沙上港以东的整个三角洲，都不再有类似台地了。

城址理想，港口却不理想。由于沙洲以北不远，琼州海峡地槽就出现断崖式下降，南渡江所输入的河沙大部分被东北来的急流（古称“三合流”）压向西南近岸，造成江流多支入海，冲积洲不能延长；而长期受拦门沙堵压的出海口门滩涂广阔，注定难为良港，不能直泊大船。琼州海峡泥沙运动的复杂化，引起地貌的季节性变化，尤其南岸较为明显，当代人工堆填海甸岛，疏浚河道，固化海岸，才彻底改变了这个态势。

南宋“神应港”的自然疏浚一度改善了靠泊条件，让苦恼于港口已久的军政当局大喜过望。但这种疏浚并非常态，相反，“其港自海岸屈曲，不通大舟”才是常态，“神应港”之后一段时间，港口重新淤浅。“鲛人频揭水，蕃舶每胶泥”是明初纪实，古人难以测水，海船一旦被胶底不能浮动就非常危险。

宋代南渡江出海口还有一个不利因素，当代所见的南渡江下游并非唯一出海口，东营港出海故道依然畅通，明显分流了水势，使得海府诸港通塞不常的缺陷更为明显。

东水港更胜一筹

明代嘉靖《琼管山海图说》，是现存明代唯一专载山海兵要地志的史料，载澄迈县港口：“海道则有上下八浦……惟东水、石公式可通寇舰。”

“寇舰”能通，亦即海船能通，是良港的标志。《图说》澄迈诸港，仅对东水（今老城港）、石公式（今马村港）二港有此表述，琼山诸港均未见类似表述，差别是明显的。

可见琼山域内海口、秀英诸港通塞不常，多半时候水情不甚理想，往来必须在“白沙津”航道以外的深水区接驳渡海大船，晚清民国的记述同样如此。而澄迈东水港则无需接驳，可以装船直过，石公式港就更优良了。

苏东坡北返前，第二次致书秦观（字少游），说到“有书托吴君，雇二十壮夫来（徐闻口岸）递角场相等”，说明他携行李不少。就安全和方便考虑，这些行李自澄迈港登船直渡的可能性，远大于海府接驳北运，至于他本人是否在海府登舟，是两回事。

一窥宋代“海口浦”

通常认为，海府地区“海口”这一地名最早见于宋代，依据是南宋《诸蕃志》“（琼州）海口有汉两伏波庙，路博德、马援祠也。过海者必祷于是，得杯珓之吉而后敢济”，以及《琼台志》的“琼山县学，在海口浦。元至正中，元帅实德资海牙重修”“邑（县）学肇宋庆历”。

此说颇可商榷。因为“海口”一词正如“田头”“山脚”“街口”一样，可以是泛指，即面临出海的港口，也可以是特指，即某港或某城镇之名。而宋代这两处“海口”之载，考其背景恰恰都只是泛指。

理由有二。

一是宋代海南“海口”作为特指地名，不在琼北而在琼南。《诸蕃志》载吉阳军“郡治之南有海口驿，商人舣舟其下，前有小亭，为迎送之所”，海口驿是水驿，全国最南一驿，琼北是“星轺驿”，驿站名均由朝廷枢密院审批备案，是正式地名。所以，琼山县“过海者必祷于是”的“海口”只是泛指，其确切地址是今龙岐村，即古代“学前水”靠近出海口处。

宋代琼山县学的“海口浦”在哪里，是在白沙津或明清海口港吗？

这就说到理由二。官学地位很高，历代多设在州县城内或城边安全便捷之地，甚至常常设在官署区内。宋代白沙津包括明清海口港周边，宋时淤积未熟，滩涂更为广阔低矮，不宜人居，直到宋末亦难有固定村落。

元初将宋末降兵（其中疍民不少）“于白沙津置镇，设官管领，给粮巡防海上”，后又将占城降番“立营籍，为南番兵”，首开建置，都是水师。这一带当时就叫“夷洲”，明代雅化为“公式洲”，明清间一直有公式洲都，与海口都并列。

官学师生都是斯文人，无力防御暴力侵害。北宋县令绝不会把一邑精英扔到滩涂遍布、红树林密密麻麻，连淡水都难保障的苦远僻地这样荒唐。

宋代琼州城的城廓远小于明代扩建以后的府城，其东门当在鼓楼以北的今文庄路口，西门当在今宗伯里一横的忠介路口。郡城通海码头就在明清东门（现保护碑称为宋城东门）外的河口，也就是绕城南再北拐的“学前水”东门外那段。宋代这条河又深又宽，虽是内河港难泊大舟，却不失为很方便的琼管主港。港口本身不宜聚居，船民遂于附近成“番疍（攀丹）村”。明代学前水渐渐淤窄，人们就在这里向东开凿人工河贯通南渡江，继续出海。

宋代航船直通东门外的那段河道，宋人既称海口，也称河口，如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的“玉皇殿，在城东河口，宋乡人募建”。“城东”不书里数，说明不足一里。“海口浦”是宋元郡治主港，既无需、亦未有定名，外通海北及诸番，内连南渡江诸埠，粮食竹木等物无不仰赖。

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年）构筑“海口后千户所城”，此后“海口”渐渐在全琼成了专用地名，再往后成了全国专用地名，无意中对海南自古以来的海洋文化导向是个高度肯定。